北方四岛究竟是谁的（北方四岛到底是谁的）

当前，我们每年排放大约300到350亿吨二氧化碳气体。

明确补贴按月转付，容许余电直接销售。政策滞后体现在：并网难、审批难、补贴难。

它在不经意间出生，在争议中成长，在政策缝隙中顽强生存。光伏行业初期难免会碰到各种问题和困难，随着产业技术的成熟、市场规模的扩大，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一天即将到来。6MW以下光伏电站免费接入并网，发电全额回收。光伏作为一个新兴能源制造行业，其最终产品-光伏电池组件，在市场供需、政策支持、投资回报上，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在短短十二年，从无到有，由弱至强，从高峰落入低谷，光伏走过了一个传统制造业需要几百年才能经历的轮回。

因此光伏市场在所有工业制造品市场中成为最刺激、最波动、最五味杂陈的市场。中国政府在2011年宣布了其在哥本哈根协议下的承诺，至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至15%左右。最后笔者想强调，分布式补贴尽管很高，但是，由于存在屋顶的产权和用电量的不稳定等问题，仅仅依靠现有的政策，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同时，政府需对未来5~10年的光伏装机量和补贴数额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说明每年的补贴总额和资金来源问题，不要只做规划，只做表态，通过点点滴滴的践行承诺来打消投资企业的顾虑。那时，光伏发电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民间对其很陌生，政府不帮助企业融资就无法开启中国光伏终端市场。笔者认为，中国政府解决并网难问题不是靠投资电网建设，也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往分布式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削减大型地面电站的补贴额度，加大对分布式发电系统的补贴力度。中国光伏企业深知目前在中国建设光伏电站风险还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也只有拿着国开行的钱才敢建设，如果把电站资产作为抵押，获得国开行的贷款支持，不用对贷款额提供等额贷款担保，实际上等同于拿着国家的钱来赚取国家的补贴，企业风险少了很多。

近日，根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为落实国家能源局于8月下发的《关于支持分布式光伏发电金融服务的意见》，国家开发银行正在研究制定光伏企业融资细则，意在解决行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问题。国家还需尽快出台光伏电站质量标准，这种标准有利于企业从银行中融资，也可以帮助电站资产实现证券化，即以电站的未来收益作为抵押，通过在证券市场出售以获取资金。

再比方说，政府对分布式和大型地面电站的发放流程和发放期限也是明确的，确保企业在规定的时间点内拿到国家补贴。当前中国光伏补贴政策存在的很大问题就是重视分布式发电，却给予大型地面电站更优惠的政策，地面电站补贴额度为1元/度，明年可能会降低到0.9元/度左右，在企业眼中投资大型地面电站的稳定性强于分布式系统，他们更倾向于前者，国家并网压力可想而知。反之，如果政府干预银行，要求部分银行延长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首先银行不可能言听计从，去给投资回报率缺乏保障的电站项目放款，这种表态无疑沦为了形式;其次，假设银行真正放宽光伏企业融资门槛，如果电站投资收益不如预期，光伏企业存在的危机无疑转嫁给了各大银行。比方说，政府对电站补贴年限就是一个定值，补贴额度可以每年灵活调控，企业在当前政策下可以清晰计算出光伏电站的投资回报率。

政府职能：制定规则不是筹集砝码对任何一个产业来讲，政府帮助融资是很多余的，不过在产业发展初期，政策极度匮乏，民间资本对新兴事物又不熟悉的背景下，政府帮助企业融资又是必要的。这些问题属于投资者和业主之间的问题，恐怕很难通过政策来彻底解决，中国发展光伏产业的方式还需摸索。政府能够做的就是把政策尽可能的制定好，来吸引资本进入。反观国外绝大多数中小型市场，投资者需要从银行获得贷款，但更多依赖于基金、养老、风投等资本，这是中国光伏企业可望不可及的。

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建设分布式电站才是其强项。没有法律做保障，国务院表态再多，媒体如何叫好，都不能让资本动真格，最后政府不得不依赖国家开发银行来为建站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从以上我们得知，光伏发电并网是受法律保护的，理应不存在并网难问题，而实际情况是西部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并网问题依然非常突出，以新疆为例，2013年末新疆在建光伏项目约为110个，到年底实际并网率约为25%，大量电站仍处于晒太阳阶段。政策法律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中国光伏政策存在点多面广的弊端，每个新型政策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引发一段时间的抢装，对市场长期的带动作用非常小。

有公开数据显示，2009-2011年的金太阳示范工程项目中，近八成的装机量，财政部要求收回补助资金，可能超过70亿元。国家政策必须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政府政策不能朝令夕改，有些电站政策是需要政府明确表态，即便没有专门立法，也要以政府的信誉做担保，让企业放心。第一，终端市场有风险，民营企业很难向资本融资，也就无法发挥民营企业的创造力，新型商业模式更是无从谈起;第二，国有企业都属于集团化企业，他们既可以按照国开行政策获取资金，又有足够的资产做担保获得商业银行贷款;第三点最为重要，国有企业不怕亏，也不是把盈利看的特别重要，他们或许会为了投资而投资，或为了完成国家指派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指标而大量建设电站，为今后国家可能提高可再生能源指标而做准备;第四，政策无保障电站交易无从谈起，民营企业通过出售电站来获取现金流的商业模式至少在几年之内不会实现。总之，中国光伏政策普遍缺乏执行力和公信力，在资本眼中光伏政策根本不靠谱，这是整个光伏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政府不能无限度满足企业的欲望，企业既要清晰的政策，又要资金支持，这样就会彻底抹杀市场的力量，反而助长企业私欲。仅2009年国家批复装机容量就达300MW，财政补贴近50亿人民币。

没有标准资本就无法鉴别好坏，投资也就没有了参考依据再看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恐怕除了印度不会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光伏市场。

应该说今后几年，只要光伏发电成本没有革命性的改观，欧洲光伏每年的装机容量会比较稳定，每年德国会保持在3GW左右，意大利、法国、英国会保持在1~1.5GW范围内，总的年度需求量在10GW上下。所以，新兴市场崛起只是为光伏企业赢得了宝贵的缓冲空间，最终的市场还是由行业或者企业来创造。

第二，补贴压力会限制光伏增长速度。非洲和东南亚继续打酱油南非、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是非洲地区最大的三个光伏市场，南非在今明两年会有800MW左右的光伏系统并入电网，沙特阿拉伯也制定了到2032年安装16GW光伏系统的宏伟目标。

虽然各大光伏企业纷纷鼓吹光伏发电成本不断下降，无奈与下降速度和空间较窄，光伏发电竞争力偏弱的基本事实不会有所改变。新兴欧洲光伏市场英国、法国等不愿意重蹈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覆辙，政策激励程度普遍不足。2014年光伏市场还是完全依靠政策带动，因此各大厂商并不敢大幅调整自身战略，但2014年全球光伏格局趋向稳定，格局变得更加科学、分散，这或许是光伏行业最大的利好。当前中国很多工业园区内的分布式光伏项目都达到数十兆瓦，比国外很多地面电站容量都大，因此笔者倒认为，所谓的发展分布式就是将西部部分电站转移到东部，单体规模变化不大。

中国低收入、低电价、房屋结构以高层为主、国人环保意识淡薄等多重因素，决定了发展纯碎民用光伏系统是不太现实的，笔者认为至少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继续蝉联光伏霸主地位前不久，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了2014年各省份光伏发电规模预案，光伏电站共计约11.8GW，其中分布式光伏约为7.6GW。

欧洲光伏市场趋稳有利于全球光伏需求量走向平衡，当行业不再完全依赖单一市场时，所面临的风险会小很多。不过，经过光伏产业大起大落的洗礼，中国光伏企业普遍变得理性，投资不再狂热，他们深知此轮光伏业绩回暖是政策末班车催动的，并不能说光伏产业已经彻底走出了谷底。

这其实也体现了国家各部委在发展光伏产业方面各自为政的弊端，能源局只负责规划，却未必能获得财政部门的支持，政府层面的很多规划也会沦为儿戏。其他东南亚国家根本不值一提，有研究机构曾经预测，到2017年东南亚地区才可能突破年度1GW的装机量，这些地区虽然同比增长较快，但对全球光伏产业的贡献非常小，会一直处于打酱油的状态。

因此，在用电价格高的工业示范园区建立分布式发电系统是中短期内最理想的应用形式。笔者认为，借着2013年的东风，加之2014年一季度很多国家将调整光伏政策，还会引发一定程度的抢装，致使2014年的全球光伏市场还是可期的。2014年中国光伏补贴特别是分布式发电补贴会保持不变，毕竟分布式光伏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投资回报暂时不明显，但之后几年中国政府肯定会下调补贴额度，或设立年度补贴上限，以此控制每年光伏装机量，减少财政压力。虽然约旦、纳米比亚、安哥拉等很多国家都对光伏发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发展光伏产业不仅仅是靠政策，更重要的是看一个国家的软环境，包括融资环境、电网能力、传统电力价格等多方面。

笔者认为，今后中国光伏市场的发展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中国光伏市场若真正能理顺商业模式，市场容量是极其巨大的，但反过来说，就算商业模式成熟，在现行的补贴力度下，光伏市场装机量也不会有大的改变，最终问题还是归结到发电成本上来。

2013年三季度以来，全球特别是中国光伏市场洋溢着一种大快人心的喜庆，多数一线企业满负荷生产，净利润在三季度转正，光伏产业阶段性回暖正式到来。欧洲、亚洲、非洲各市场此消彼长，保持全球光伏需求量稳定甚至延续上涨态势，但行业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新兴市场如果在现有政策下大力发展光伏产业，一定会重走欧洲的老路子，最终不堪财政压力而放缓。

以色列是目前为止非洲最大的光伏装机国家，已经大约完成了400MW左右的装机量。泰国是东南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亚洲首批实施FIT项目的国家之一，其计划仅是2022年前实现2GW的光伏电站安装目标。